农村家庭结构变动趋向的社区分析——湖南省桃源县同仁村调查

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是在多重社会因素影响下进行的,各种社会因素对家庭结构的变动的作用方向并不全然一致,使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呈现出有分有合的运行趋势。文章通过对湖南省桃源县同仁村作社区分析,揭示了人口、养老、婚居模式、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因素怎样影响着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和演变趋向,并认为,同仁村家庭结构的变动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的一种超前性“预演”。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是建构中国理论、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展示中国道义的光辉典范,蕴含着深厚的创新意蕴。在理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发展了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在话语上树立了传播中国声音的新典范,讲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在实践上开拓了完善全球治理的新路径,主张推进治理理念共识、拓展多边合作机制、强化全球治理制度保障;在伦理上彰显了国际道义力量的新优势,具有整合各国共同利益的大格局、贯通人类永续发展的大视野和践行正确义利观的大情怀。深刻领会这些创新意蕴,对于全面准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的困境及其破解

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实现深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深度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具有引导意识形态、保障文化民生、服务精准脱贫、完善社会治理的功能预设,但客观上存在制约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发挥的服务"融入性"困境、公共文化建设的"整体性"困境、服务精准脱贫的"操作性"困境和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性"困境。破解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困境,需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从强化价值引导、完善运行体系、推进跨界融合和加强统筹协调等方面着力。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机制创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完全不同于其他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力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水平既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也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市民化、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程。以机制创新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意识文明建设,需要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发挥各自的主体性优势,实现协同发力。具体而言,要着力完善以制度化运行为重点的维权机制、以有效性传递为重点的表达机制和以政治能力为重点的培训机制。     

试论“家庭型经济组织”的结构及其特点

本文试图以家庭为着眼点,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上,对“家庭型经济组织”的结构及其特点进行一般性的考察。 一般说来,家庭是人们建立在姻缘和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一种生产、生活组织形式。它是人们生活的最为基本的社群。如果把它和正式建立的组织如工厂、学校、行政机构等加以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与公众间灾情信息传递联动机制研究

灾情信息管理在防灾抗灾减灾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灾情信息传递主要存在灾情信息多元生成条件下官民信息融合性较差、灾情信息传递的结构化依赖导致灾情获取盲点、防灾抗灾减灾举国体制诱发灾情选择性传递、自上而下分灾种的管理模式导致灾情信息分割等突出问题。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与公众获取灾情信息的能力将得到强力提升,公众参与灾情信息传递的空间将得到极大的拓展,灾情信息传递中的"信息孤岛"将得到有效消除,政府与公众灾情信息融合共生的生态将更加优化。构建政府与公众灾情信息传递联动机制要从提升政府灾情信息发布的精准度和公信力、强化多元灾情信息生成的包容性和整合度、夯实公众全方位参与灾情信息传递的基础、创新大数据背景下灾情信息管理体制机制四个方面不断推进。     

生态伦理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关于文明生态村建设的伦理思考

农村可持续发展呼唤新的伦理观和生态伦理,其对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依据生态伦理观,我们应创建学习型的生态文明村,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加强对农民生态伦理的教育,引导农民选择更合理的生活方式,从而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多维视野中的乡村振兴(笔谈)

乡村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印刻在情怀脉络之中的人文底蕴。但是,它又绝不只是一种情怀,不只是人们偶尔厌倦了都市的繁华后寄托乡愁的地方。毕竟,在可预见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仍有数亿人依赖或部分地依赖它,实实在在地过生活。世上固然不乏专注工商而任由乡村空疏之国,然而,中国有14亿人口,这是它作任何战略性选择都绕不开的前提。14亿人命系于工商,且不说粮食、生态安全,至少是超出了今人所能想象的世界市场容量(更不用说中国可能在此容量中的分量)。如此说,非指中国乡村不要工商,而恰恰是有了厚实的工商基础后,让乡村成为可供数亿人安居乐业、有尊严地可进可退之所,极端重要。乡村振兴,正是我国审时度势所作出的顺应新时代所需的战略选择。乡村要振兴,在物质上,产业要兴旺,生态要宜居,生活要富裕,自是不在话下的事情,而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等"软件",亦必不可缺。既然乡村振兴本是多维、多层之立体事业,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思索进益之策,无疑就是其题中之义。不过,现代知识生产,终归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讲究术业有专攻的。因此,唯以问题为导向,依仗多学科专业分析,汇融多维视野为一整体,凝聚智力,方能更有效地推进见识,真正助力社会之实践。为此,本刊邀请十余位对乡村问题素有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就乡村振兴所涉思维方式、产业发展、经济组织、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社会治理、干部角色、乡土文化、边疆和民族地区特点以及法治保障等问题,开展一场主题笔谈。其理论视野各异,问题意识则无疑相通。有心、有志于乡村振兴之业者细阅之,当各有所获。     

智库研究的三重境界

从事智库研究就是要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措施,就是要拿出政府用得上、可操作、够得着的研究成果,就是要想政府之所想、急政府之所急、谋政府之所谋。智库研究应注重长期积累、研究聚焦,系统思考、整体谋划,避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哪里热闹哪里凑”,敢于和善于攻难关、啃硬骨头,进而在党和政府需要时真正能献金策、出良策。能否拿出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指导性价值的思想理论,让决策者豁然开朗,让社会平稳运行,这是智库研究者所肩负的重要使命,也是智库研究的至高境界。